摘要：前注[13] ， Ernst Andersen书，第32页。 ...
[70]在法学上，皮斯托亚的奇诺深感波伦亚注释法学之进路业已过时、老套，在新方法论之攻击下很快不受欢迎，因而转向研究法国的法学，成为拉维尼的雅各与贝勒珀克的皮埃尔的狂热追随者，故此专程赴奥尔良大学（那个时候，奥尔良大学在拉维尼的雅各与贝勒珀克的皮埃尔等人影响下，业已成为北方的波伦亚[the Bologna of the north]），聆听贝勒拍克的皮埃尔授课，[71]称赞法国法学家为新派博士（the doctores moderni），而把意大利的注释法学派，甚至包括他在波伦亚的老师罗森尼斯的蒂诺、朗彭尼布斯的兰贝提努斯以及在13世纪中后期依然活跃的前辈弗朗西斯科·阿库修斯（拉维尼的雅各与之辩论的波伦亚大学教授，上文业已提及）、阿尔伯特·奥多弗雷德（Albertus Odofredi，1228—1300）[72]和苏扎拉的圭多（Guido da Suzzara，约1225—1292）等人称作老派法学家（the antiqui jurists）。
通过二分技术或二叉树形图方法，人们就可以找到一种从一般推导出特殊的简明、清晰和图式化的阐释。[79] 三、人文主义法学派的理论一方法特征 根据上文的叙述，我们大体可以看出，法律人文主义是作为注释法学、尤其是评注法学（巴尔多鲁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这是我们考察人文主义法学派之思想特征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
法国法律史家埃玛尔·迪·利维尔（Aymar du Rivail， 1491~1558）根据散见的史料重构《十二表法》，于1515年整理出版其中的第一部分（luris Consulti Ac OratorisLibri De Historia luris Ciuilis Et Pontifici， 1515），弗朗索瓦·博杜安在此基础上于1550~1557年间出版三卷《十二表法》文本。[44]参见前注[28]，Hans Erich Troje文，第615页。[24]16世纪初期的德国学者格雷哥尔·哈罗安德尔（Gregor Haloander，拉丁文写作Gregoire Metz alias Haloander， 1501~1531）于1525年赴意大利专程研究优士丁尼《国法大全》，部分地利用波利齐亚诺和吕奇·博洛尼尼的校勘注释和希腊文的部分文本，[25]1529年在纽伦堡出版了一个《学说汇纂》的新文本[其标题为Digestorum seu Pandectarum libri quinquaginta ，后称为哈罗安德尔手抄本（littera Haloandrina）].但由于其去世亦早（1531年，哈罗安德尔死于一次牙科医疗事故，时年30岁），他出版的这个本子也并不令人满意。[82]前注[66]，[葡]叶士朋书，第93页。[33]同上，Hans Erich Troje文，第746页。
另参见前注[5]，舒国滢文，第1033~1038页。1507年起在帕维亚大学拜巴尔多鲁学派的两位老师—迈诺的耶逊（Jason deMayno， 1435~1519）和菲利普斯·德西乌斯（Philippus Decius， 1454至约1535）为师学习法学[据说从1513年后，阿尔恰托曾在著述中借鉴过安格罗·波利齐亚诺和吕奇·博洛尼尼的校勘成果，但他在著作中没有披露这一来源。学术界公认，阿尔恰托之学术事业的辉煌时期是在布尔日任教期间（1529~1537年）。
法国法律史家埃玛尔·迪·利维尔（Aymar du Rivail， 1491~1558）根据散见的史料重构《十二表法》，于1515年整理出版其中的第一部分（luris Consulti Ac OratorisLibri De Historia luris Ciuilis Et Pontifici， 1515），弗朗索瓦·博杜安在此基础上于1550~1557年间出版三卷《十二表法》文本。[41]See Kenneth Pennington， Politics in Western Jurisprudence， Andrea Padovani， and Peter G. Stein（eds.）：The Jurists' Philosophy of Law from Rome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pringer-Verlag， Dordrecht， 2007，pp. 204~205. [42]参见舒国滢：波伦亚注释法学派：方法与风格，《法律科学》2013年第3期，第33、 36页。[157]See Theodor Viehweg， Topik und Jurisprudenz， 5. Aufl.，Verlag C. H. Beck， Munchen， 1974， S. 80（中译本，见[德]特奥多尔·菲韦格：《论题学与法学—论法学的基础研究》，舒国滢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他们由于受到传统和日常习惯的限制，这种法律文化复兴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法国法学家雅克·拉比特（Jacques Labitte，?~1603）根据托雷利父子编辑整理的佛罗伦萨手抄本，于1557年出版《学说汇纂》中所包含的法律著作索引（Index legum omnium quae in Pandectis continentur， 1557。莱顿位于尼德兰北部（荷兰），其大学于1575年创建，该大学建立伊始即成为抗衡尼德兰南部的鲁汶天主教大学的重镇，一批在法国受到迫害的信奉新教的人文主义法学家逃亡此地，其中就包括雨果·多内鲁斯。
[98][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参见前注[12]，Peter Raisch书，第51页。前注[28]，Hans Erich Troje文，第732页。[148]更为重要的是，16世纪的人文主义法学家们面对来自当时（帕多瓦）医学家的傲慢（Hochmut der Mediziner），[149]不得不再一次从知识论和方法论角度对法学的科学性（Das wissenschaftscharakter der Jurisprudenz）进行辩护。
前注[12] ， Peter Raisch书，第50页。[84]人文主义法学派祭出优雅法学大旗，呼吁回归罗马法原典，要求法学家们从优士丁尼编纂者和中世纪注释法学者们的添加中解放出来，[85]利用在语言学、文献学和历史学上知识的优势，修复古代以优雅的拉丁文写成的法律文献，其基本假定是：古典时期法学家的著作和前优士丁尼法（Pre-Justinianic law）必然优越于优士丁尼时代的著作和法律。参见前注[18]， R. C. van Caenegem书，第31~32页。[103]这些谚语，是当时意大利法学界、特别是法律实务界对待人文主义法学的心态写照。
[145]1545年，处在中世纪法学与近代法学的转折点上的德国人文主义法学家约翰·奥尔登多普（Johann Oldendorp，约1488~1567）出版《法律论题学》一书，试图将法律论题学融入衡平理论（Theorie der Aequitas）之中，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衡平学说[比如，凡公平（衡平的）也是法律的，而不是相反]。[82]不过，在人文主义法学派看来，评注法学派在法律实践上的理论成就不能掩盖他们在知识论和方法论的缺陷，尤其是，他们对于经过优士丁尼添加（Justinian' s interpolations）的《国法大全》的迷信、古典语言知识上的欠缺以及他们所使用的拉丁语之粗俗风格都是令人不能忍受的。
鉴此，他采取开放式评注（offene Rezension）的方法，根据流传下来的文献残篇，逐字逐句对手抄本进行勘校，通过这种方式复原了罗马古典时期的法学家们（帕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尤里安以及莫德斯汀等人）的部分原作。[20]1489年，波利齐亚诺在撰写的《杂集》（Miscellaneorum centuriaprima）一书中对古典著作做了100条诠注，[21]其中，他注意到《学说汇纂》之波伦亚手抄本或流行本存在某些讹误，而相信佛罗伦萨手抄本是优士丁尼皇帝于《学说汇纂》颁布不久（即6世纪50年代）送给罗马教皇维吉里[Pope Vigilius， 500前至555 （537~555年在位）]的。
[4]与但丁和彼特拉克个人均有私交、甚至在诗歌领域写过温情的新体诗歌的法学家皮斯托亚的奇诺（Cynus de Pistoia，也写作Gino da Pistoia，约1270~1336/1337）并没有将他那个时代萌芽的文艺复兴之诗学精神带进法学，[5]他在意大利所引介的法国拉维尼的雅各（Jacques deRevigny，也写作Jacobus de Ravanis， 1230/1240~1296）和贝勒珀克的皮埃尔（Pierre deBelleperche，也写作Petrus de Bellapertica，约1247~1308）等人的新法学与此时的文学、历史与绘画等领域开始流行的人文主义没有直接的关系，他的法学著作甚至被指责为也和其他法学家一样粗制滥造。而这种法学上的作业对于厘清由中世纪到近现代法学的知识谱系及发展脉络是必不可少的。[180] 这个时期，在德国，对构建法学体系最为热心的法学家是马尔堡的尼克劳斯·韦格留斯，他的体系论名作乃1561年出版的《民法的一般方法》（Methodus universi iuris civilis）。[130]前注[12]，Peter Raisch书，第53页。[28]不过，真正完成佛罗伦萨手抄本校勘工作的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学者、科西莫·美第奇公爵（Duke Cosimo I de' Medici）的秘书勒里奥·托雷利（Lelio Torelli，拉丁文写作Laelius Taurellius， 1489~1576）。他指出：如果法学家不是始终如此盲目地信奉注释和巴尔多鲁的权威性，那么法的真谛现在会变得更为清晰、更加纯粹，大多数令人可憎的、充满了错误的注释也会消失。
[184]这本著作的副标题为依据拉米斯的方法以及图表说明法。[93]参见Johann August Bach， Historia iurisprudentiae romanae: quatuor libri comprehensa， Editio quinta，Leipzig， 1762.。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中世纪和近代法学历史时，区分罗马法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Roman law）和文艺复兴中的罗马法（Roman law in the Renaissance）这两个概念是极其重要的。[22]参见前注[17] ， Peter Stein书，第76页。
[11]See Olivia F Robinson， T David Fergus and William M Gordon， European legal history: Sources and institutions， 2nd ed， Butterworths， London， 1994，p. 169. [12]Vgl. Peter Raisch，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vom antiken Rom bis zur Gegenwart， C. F. Muller Verlag，Heidelberg 1995，S.41. [13]参见W. Setz（ed.），De falso credits et ementita Constantini donatione， Teubner， Leipzig， 1994。为了弄清楚上述现象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首先了解15、 16世纪在逻辑学（辩证法）和修辞学上卓有建树的几位人文主义学者的贡献和影响。
[194] 严格地说，人文主义法学家们的法学体系化建构还没有达到精致化的程度，这还需要来自知识论上的转型和方法论上的更新，此项工作至少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还不具备条件，更为精致的法学体系化是在随后的两个世纪（18、19世纪）逐渐完成的。通过这种方式，努力构建一个学说汇纂体系（ordo digestorum）。[94]皮埃尔·皮图于1579年出版《西哥特法典》（Codicis LegumWisigothorum Libri XII， 1579）。前注[34]，Gerd Kleinheyer， Jan Schroder书，第16~19页。
[175]参见前注[12]，Peter Raisch书，第45页。文艺复兴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画家马萨乔（Masaccio， 1401~1428）、雕塑家多纳太罗（Donatello， 1386~1466）、建筑家布鲁涅列维奇（Fillipo Brunelleschi， 1377~1446）和史学家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 1369~1444）、比昂多（Flavio Biondo， 1388~1463）、英国诗歌之父乔叟（Geoffery Chaucer，约1340~1400）等人。
[122]有关鲁道夫·阿格里科拉的生平，参见前注[2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第64页。显然，与前一种法学模式相适应的论题学技术已经不能完全担当法学的体系化建构的使命，在当时的法学家们看来，必须接受一种简单、自然、接近共识的法律辩证法，由此，彼得·拉米斯的新逻辑学则愈来愈受到后来的法学家们的关注，并加以应用，[156]而法律论题学则逐渐淡出法学方法论领域，或者被某些学者（比如莱布尼茨）企图生硬地予以数学化改造，最终也不了了之。
同上，Gerd Kleinheyer， Jan Schroder书，第18页（中译见同上，[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书，第20页）。[137]或许某些学者的评价是公允的：拉米斯作品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其创造性。
[78] 笼统地说，在学术上持上述第一种和第三种取向的荷兰法学家均属于荷兰优雅学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埃弗拉尔德·范·布龙科斯特（Everard van Bronchorst， 1554~1627）、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一译格劳秀斯，1583~1645）、阿尔诺德·文纽斯（Arnold Vinnius，1588~1657）、乌尔里希·胡贝尔（Ulrich Huber， 1636~1694）、约翰内斯·弗特（Johannes Voet， 1647~1713）、格拉德·努特（Gerard Noodt， 1647~1725）、安东尼乌斯·舒尔廷（Antonius Schultingh， 1659~1734）、科内利斯·范·宾科尔舍克（Cornelis van Bynkershoek，1673~1743）等。它们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指11世纪中后期（波伦亚注释法学派）开始重新发现罗马法基本来源的过程，后者主要是指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人文主义学者从15世纪末开始（后来主要是法学家们）用人文学科（历史、语言学）方法研究罗马法文献的过程。[26]西班牙历史学家、塔拉戈纳大主教（archbishop of Tarragona）安东尼奥·阿古斯丁（Antonin Agustin，拉丁文写作Antonius Augustinus，意大利文写为Antonio Agostino， 1517~1586）于1541在波伦亚大学获得两法（罗马法及教会法）博士（doctor juris utriusque），随后得到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许可，在助手的协助下开始研究佛罗伦萨手抄本，作了大量的注释，1543年出版《勘正与意见集》（Emendationum et opinionum libri IV. Ad Modestinum）一书，指出并试图修正佛罗伦萨手抄本和波伦亚手抄本（或流行本）中的部分缺漏或讹误。因此，法是不能被那对此种技艺仅仅一知半解的人复制出来的。
前注[34]，Gerd Kleinheyer， Jan Schroder书，第20~21、23~24页（中译见前注[34]，[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书，第22~23、 25~26页）。[45]当然，人文主义并不是这个时期法律史上唯一重要的智识运动，人文主义法学也并非此一阶段唯一的法学思潮，在16世纪，有影响的法学思潮还有西班牙后经院哲学或萨拉曼卡学派、意大利的实践法学（practical Jurisprudence）[46]以及德国的《学说汇纂》之现代应用（usus modernuspandectarum）运动，[47]尽管如此，作为欧洲文艺复兴产儿及构成部分的人文主义法学[尤其是高卢（法国）方式][48]对欧洲法学的影响都是其他几种法学思潮无法比拟的。
[27]同上，Ernst Andersen书，第32、37~39页。文章分以下三部分： 一、欧洲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法学 在历史上，伴随着评注法学派法学的发展，即，从14世纪初（特别是从1350年），欧洲开始兴起一场规模和影响力巨大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就是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
[120]或许是受人文主义复古之风的影响，古希腊一罗马时期的修辞学和辩证法技术，尤其是作为论证方法的论题学（意大利注释法学和评注法学均或多或少利用过这种论证方法）、方法（methodica）、古代的科学思维方式，不仅受到其他人文学者的重视，而且也受到人文主义法学家们的青睐，因而在16世纪出现了一类所谓论题学文献（Die Topik-Literatur） .[121]我把这种现象称为论题学技术的回光返照。参见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Geschichte desRomischen Rechts im Mittelalter， Dritter Band，J. C. B. Mohr， Heidelberg， 1822， SS.414~416. [30]这本书的书名（ex Florentinis Pandectis，直译为根据《学说汇纂》佛罗伦萨手抄本）表明，托雷利父子是以佛罗伦萨手抄本为工作对象的。
